极盗行动

『极盗行动』

改编自2006年阿根廷的真实劫案，

电影的投资和编剧便是当年的主犯费尔兰多·阿劳霍，

可以说高度还原了当年的实况。

从组建人马，

到布局计划，

再到行动，

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用的炉火纯青，

紧张又不失幽默，

整个过程不用一枪一弹，

纯凭仿真玩具和自学的谈判技巧全身而退，

实在刺激。

而在真实事件中，

仅五周后，

他们逐一归案，

因为用的是仿真玩具且没人伤亡，

加上被劫的是富人区银行，

敢出面认定的失窃金额仅为117万美金，

所以每个人的刑期都不长，

落网似乎也是计划中的一部分，

由此想到在银行里留的那段话“在富人区里，不用刀枪，没有怨恨，只关金钱，无关真情”，

讽刺意味十足！

【8或9分】

2022年或者本片上映的2020年，进入现代化高度信息化时代后的全世界范围内。

我个人觉得银行抢劫题材算是一个江郎才尽的题材了：不管是从巧妙绝伦的计划行动，还是从穷凶极恶的犯罪角度，在目标是抢劫银行的基础上，这个类型的电影已经是属于拍无可拍的窘迫处境。

我刚看完片子就来写影评，能很轻松的看懂全片，也很轻松的看明白整个抢劫计划，更是很轻松的明白整个影片以及真实事件的前因后果。

全都很明白，但是乐趣性，观影给人的快乐感觉，基本没有，这就是我评价此片平庸的原因。

那为啥我还给了三星评价，因为高完整度。

用我的个人情绪曲线做说明：

主角发现银行身处下水道附近，有可能从下水道挖坑到银行金库内进去抢劫，于是行动开启，找人一步步探究银行地形制定银行抢劫计划，后来发现可以通过先强盗入侵关门，后抢劫成功再从下水道隧道跑路的办法，解决金库被封锁的最大困难。

成功了，我也看明白了，然后我毫无波动的看完了。

在影片里抢劫团中的一位找小三开新车车内偷情，街上刚好被原配抓到，于是原配主动报警并且告诉自家有大量不明来路财产于是开始一个个被抓。

此时开始插入真实事件作为结尾：被抓到，预计判案是7到15年，但是到了实际最高只有一年七个月，因为抢劫过程中使用的都是假枪，并且全程没有任何一个人质收到伤害，被盗窃的财产都由银行自行赔付。

此时抢了银行却只有一年多的刑期，这种奇怪的判罚一下子给作为观众的我乐起来了。

最终评价：一场普普通通的抢劫案，以及最后奇怪的真实判罚。

《极盗行动》（2020/类型：犯罪）： 阿根廷出品，巴西真实事件再加工，算是很别致的神偷类电影，有一种南美独特的慢斯条理的紧张感。 电影中，偷盗过程的再现很细致，也够缜密，一步三摇之间，就把事情办了，很魔幻也很带劲，所以说，高明的大盗其实都是艺术家，偷盗算作一门艺术的话。 题句话。对于诸如盗银行、盗金库这种容错率极低的工种，我常有一种担心，就是善后，得手的善后。一方面，复杂工作必须要精细分工，必然是工序复杂，参与人员的数量必定不少。问题来了，一方面，团队的庞大可以降低盗窃难度，另一方面，“人多眼杂”最大的副作用就是泄密，保不齐有一个俩的嘴比老太太棉裤腰还松。人员数量的控制应该全世界神偷Team的共同难题。 再说回电影本身。因为有真实事件的前缀，所以被捕入狱的结局不算意外。打败幸福日子的，往往就是失败的爱情。

原文发表于北青艺评

《极盗行动》作为阿根廷在中国上映的第一部商业电影，剧情足够让观众大跌眼镜：一伙人抢劫了富人区的一家银行，然后在警察的重重包围下，带着价值约2000万美金的财物，悄无声息地溜之大吉，而且全程无暴力无伤亡。关键问题是，这个剧情并不是编剧导演脑洞大开想出来的，而是2006年发生在阿根廷的真实故事。事实上，影片的编剧之一费尔南多·阿劳霍（Fernando Araujo）就是当年这桩劫案的策划人。那么为何他要策划这样一桩惊天劫案呢？

费尔南多·阿劳霍出生和成长于阿根廷的中上阶层家庭，是一名造型艺术家和武术教练。2004年，一个疯狂念头在他的脑中挥之不去：实施一次完美银行抢劫。于是，他找来了一名工程师和几名职业神偷组建起了梦之团队，并制定了一个万无一失的抢劫计划。经过两年的筹备后，2006年1月13日，抢劫如约上演：他们持枪冲进了了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Acassuso的河畔银行(Banco Río)，在 300多名警察包围下，打开了147个保险箱，取出大量财物。与此同时，全国的观众都通过电视台直播关注着河畔银行。六个小时后，特种部队冲进了银行，发现里面只有安然无恙的人质，和几把假枪，并没有一个劫匪。原来，劫匪着早已经带着抢劫而来的价值约2000万美元和财物，从事先准备好的下水道逃走。事实上，当警察冲进银行时，阿劳霍和他的伙伴们已经在安全的地方边看电视边数现金了。奇迹还在后面，案发五周后，他们诸一归案。但因为现场使用的假枪，且没有人员伤亡，认定的失窃数额又很少——只有117万美元，所以，他们的刑期都不长，主谋阿劳霍的刑期是一年零七个月。梦之团队出狱后，都过着令人羡慕的生活：工程师继续开着一家工程修理店，受人尊敬，甚至被引为传奇；乌拉圭神偷在乌拉圭开了一家珠宝店；主谋阿劳霍先是写书，现在又拍上了电影……但那起案件留下了无数的谜团：抢劫的金额到底是多少？为何只认定117万美元这么少？过程是怎样的？刑期为何如此之短？这些谜团在媒体、警察和几个劫匪的不断重述中变得愈加扑朔迷离，后来，它甚至被称为世纪大劫案（影片名片的直译）。但策划人阿劳霍感觉意犹未尽，用他的话说就是“完美地执行了一项罪行，却没有机会获得荣誉，这有点像拥有一幅无法展示的毕加索”[1]。他始终记得自己是一名艺术家，抢劫银行的目的也是为了完成一件完美的艺术作品。为了让这件艺术品得以保存，他决定参与拍摄一部电影。于是就有了这部名叫《极盗行动》的电影。

在富人区里，不用刀枪，没有怨恨，只有金钱，无关真情。

En barrio de ricachones, sin armas ni rencores, es solo plata y no amores

不像其他阿根廷电影的苦大仇深、爱恨情仇，虽然是犯罪片，但《极盗行动》是以一种轻松、诙谐的喜剧方式展开的，无关阿根廷动荡的经济和复杂的政治，仿佛只是一场抢劫游戏。整部影片回顾了抢劫发生过程：从策划、召募、筹备、实施，到逃脱、被捕、刑满释放。但影片把主要篇幅用在了筹备和实施上，前者在电影中用了38分钟，后者是42分钟。这样的时间安排，注定了影片节奏不可能是惊险刺激、跌宕起伏的，而是舒缓的、诙谐的。即使在实施抢劫银行的过程中，也是按部就班、从容不迫的。它不需要观众过多的情感参与，换言之，这是一个没有恨，甚至充满“爱”的犯罪故事。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影片没有悬念和惊险，影片前半部分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疑问，后面则用闪回蒙太奇的方式回答。比如，工程师制作的用来撬开保管箱的“动力大炮”在前面并没有出现，再比如乌拉圭小偷马里奥为了练习谈判技巧而上过表演课程、他们使用的枪都是假枪等细节，都是在抢劫的过程中交待的；观众这时才得知，这些安排是为了被捕后减轻刑罚——也就是说被捕也完全在计划之中。

最有趣的是抢劫的过程，不仅没有血雨腥风、尖叫恐吓，反而是有条不紊、欢歌笑语的。影像在警察、劫匪与人质之间来回切换。警察那边紧张万分，劫匪则忙碌于打开一个个保险箱，而人质的这条线是轻松愉悦。我们看到上过表演课、又阅读了谈判手册的灰色西装男人，游刃有余地应对着警察和人质，简直是享受其中，最后他甚至带头为人质中的一个老太太唱起了生日歌，然后又“漫不经心”地放走了她。

于是在影片第83分钟时，我们看到了小山一般堆起来的美元与财宝，和六张喜笑颜开的脸。

鉴于“被捕”也是完美计划的一部分，所以，他们之后还是被捕了。被捕的这一幕，在影片中突出其来且最为紧张刺激的段落，他们当着家人的面被警察逮捕归案。但主谋阿劳霍的被捕依然是安静而从容的，他抽着大麻，欣赏着雪山的风景。而且在影片中，上一个镜头他被捕，下一个画面就是他出狱，音乐中的口哨声也继续着那份悠然和劫匪们之间轻飘飘的友情。

最后，画外音交待了劫匪都们出狱后的生活：除了一人车祸死亡，其他人都过着自在的人生，有些甚至还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恶有恶报”，他们不仅得到了善终，而且被阿根廷人视为偶像和英雄。

要理解这一点，要懂得何为阿根廷和阿根廷人。

所有的阿根廷人都为一种想像的、英勇而神秘的、专门用在吵架斗欧和搬弄是非的人身上的过去而感到骄傲。——博尔赫斯

虽然华丽的影像和美好的结局，会让观众误认为阿根廷是一个富足且宽容、自由且民主的社会。然而事实上自独立（1816）以来，阿根廷就经济危机频发，政治黑幕重重，再加上政变、独裁、暗杀、腐败、贫富差距等问题不断引发着各样的暴力事件，因而“虐待、愤懑、怀疑深入肌髓，成为人民性格的一部分”[2]。因此，这个故事能够成立，与阿根廷的经济乱象和政治困境密切相关。首先观众一定会疑惑，为何阿根廷银行里存的都是美元？1980年代，刚刚从威权政府恢复为民主政府的阿根廷又陷入了经济泥潭，政府靠印刷钞票弥补财政赤字，由此又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而在总统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政府执政的1990年代实行的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为遏制通胀，采取了本国货币比索与美元1比1的固定汇率制度。这种汇率制度虽使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到2001年，阿根廷陷入债务危机，12天内，总统换了五届，比索大幅贬值，数百万人的财产化为泡沫。因此在阿根廷人眼中，银行与强盗无异（这个观点在阿根廷的另一部影片《英勇废些》中有更赤裸裸地表达）。自此阿根廷人就不再信任银行账户和本国货币，他们把美元、珠宝等放入银行保险箱，于是就有影片中出现的大量美元、金条。而在阿根廷人眼中，影片中这家富人区的银行尤其是大众头号公敌[3]，因此，劫匪们的行为就更像是行侠仗义的罗宾汉。

另一个问题是，为何被劫的财物有2000万美元，认定的只有117万美元？首先因为银行必须为储户保密，而储户的钱有很多来历不正，甚至是赃款，所以他们也不敢把准确数目告诉警察；其次，这些财物都买了保险，所以储户并都得到了赔偿。其结果是，劫匪们只交出了一小部分钱，剩余的钱全部洗白。最后因为认定金额不大，用的是假枪，认罪态度又好，所以他们在几年内全部出狱，之后光明正大地过上了优雅富足的生活。Bravo!

一次次金融危机，使阿根廷人的钱在银行消失，而现在，有人用如此传奇的方式把钱从银行抢了出来，而且，没有暴力，没有受害者，不能不说是大快人心的抢劫。正如他们留在银行里的那张纸条上说的：“在富人区里，不用刀枪，没有怨恨，只有金钱，无关真情。”甚至，他们其中的几个还因此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如片尾所交待，工程师继续他的机械工程事业；另一个成为谈判专家，解救人质168人，无一人伤亡；而阿劳霍继续当他的艺术家。

“所谓至善，是让人找到自己的使命，那种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完成的使命。”在影片开始不久，策划人阿劳霍就说出了这番言论，一举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了善与恶。

阿劳霍是个艺术家，一个艺术家的使命是创作独一无二的作品，并使之保存下来，得到大众的赏识；这次抢劫行动，就是阿劳霍精心策划堪称完美的作品，一件万众瞩目、过程和结尾都让人称快的艺术作品。不时响起的口哨声，使这部成为一部赏金杀手般的传奇故事。

在经历了“肮脏战争” 8年，失去的10年（1980年代），失望的10年（1990年代）之后，近20年的阿根廷一直在复苏之中。盗匪主题和犯罪喜剧的出现，意味阿根廷人化苦痛经历为非凡创造力的决心与勇气。与其哭泣，不如狂欢；与其愤怒，不如大笑，这也许就是当代阿根廷人的心声。换言之，只有内心强大和成熟的人，才勇于自嘲，这是否意味着阿根廷人正在走出受虐的被害者心理，把幽默与乐观植入自己的民族性？

事实上，盗匪成为英雄，阿根廷并非孤例，早在1960年代巴西新电影时期，巴西导演格劳贝尔·罗恰就一再采用观众喜爱的盗匪主题，他认为盗匪片之于巴西，“就像日本的武士片或美国的西部片……他们（盗匪）是巴西民俗神话的真正英雄” [4]。而之后，巴西的盗匪片如《上帝之城》（2002）、《人类之城》（2007）等也都获得成功。近年来，阿根廷也刮起了一阵盗匪片热潮，这一类的影片有《犯罪家族》（El Clan，2015）《死亡天使》 （El ángel (2018)、《失忆摩托》（El Motoarrebatador ，2018） 、《英勇废柴》（ La odisea de los giles 2019）等，凑起来也是一部“恶棍列传”（博尔赫斯的小说）。

关于“世纪大劫案”的传奇还在不断书写中，先是根据劫匪之一贝托(Beto)的访谈写的两本书：《没有武器或怨恨》(Without Arms or Grudges) 和《世纪劫案:秘史》（Robbery of the Century: The Secret History）；另一名劫匪维特（Vitette）则声称其他的书都是虚假的，真相在他写的书《我的真理！》(My truth!)中；主谋阿劳霍也写了一本书，还编剧了这部电影。事实上，每一本书都只是这个阿根廷传奇的一个版本。无论如何，当犯罪成为万众瞩目的传奇，劫匪成为受人喜爱的英雄，抢劫成为一场媒体与大众的集体狂欢，它的时态可能永远是过去未完成时（西班牙语的一种时态）。影片的导演Ariel Winograd 则称之为“史诗”:“这是一件标志了新文化的新故事”。[5]

[1]“After all, executing a crime this perfect and then never getting a chance to take credit for it is a little like owning a Picasso you can't display.”//www.gq.com/story/the-great-buenos-aires-bank-heist

[2]玛丽·阿拉纳.银、剑、石 : 拉丁美洲的三重烙印.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1：163.

[3] “El banco era el enemigo público número uno del pueblo”. //elpais.com/cultura/2021-07-02/un-atraco-de-19-millones-de-dolares-por-amor-al-arte-que-marco-a-argentina.html

[4] Julianne Burton.拉美电影与社会变迁.迷走译.台北市：电影资料馆.1996:155.

[5] “Es una historia que marcó nuestra cultura” //elpais.com/cultura/2021-07-02/un-atraco-de-19-millones-de-dolares-por-amor-al-arte-que-marco-a-argentina.html.

小时候看水浒，念叨着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如数家珍乐此不疲。但其实细想想，一个个的单看大多也都是泼皮无赖，作奸犯科之辈。但往往会被逼上梁山的，都是某一时气不过，或因缘际会杀了个更混账的东西，然后他自己似乎就没这么不堪了。

本片也是这样，抢劫银行，并不是抢金库，而是抢储存箱。除非是存重要文件，否则不直接存钱而是把金银细软钱财首饰租箱子放的，大半是见不得光，不能让人知道明确金额的。所以比之障眼法、地道战、筑大坝等一系列工程活，这个目标设定其实才是点睛之笔，这是之后可以光明正大的花抢来的钱的最重要的一环。

而也正是因为普通老百姓基本上不会在银行租箱子，所以所谓的世纪大劫案，对那些下班回家后，坐电视机前嗑着瓜子的平民大众来说只是饭后谈资。这是他们能成为传奇，而不是过街老鼠的原因。

但抢走的非法所得依然是非法所得。他们也并非罗宾汉是要劫富济贫，那些别人的血汗变成的是他们自己的豪车红酒。如果说他们用入狱将钱洗白，那他们用老百姓的仇富心理，将自己洗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为何螳螂是反派，黄雀却是正派。他们目标设定的高明之处最终就在于，像水泊梁山上的替天行道大旗一样，这本身也也是一种公关手段。

不过最让我惊讶的还是发现了我是法盲。即便未伤一人，但这是抢银行啊，造成社会恐慌、影响社会秩序、占用公共资源、损坏政府声誉，并且还破坏了市政设施。居然最高的就判了八年多，甚至有一两年就出来的。这样的投入产出比，难道不会引起人生价值的大讨论，导致阿根廷的年轻一代重新选定职业目标么。

全文翻译自GQ杂志3月文化版

翻译：Herring

原文：//www.gq.com/story/the-great-buenos-aires-bank-heist

2006年1月13日正午12点38分，警察接到电话：一起银行抢劫案正在进行中。过了一会儿，警察们驱车驶向圣伊西德罗(San Isidro)，这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一个绿树成荫、富裕的郊区。当警察到达现场时，他们发现小偷居然还在银行里。这家银行是阿根廷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里约热内卢银行的分行，是一个棕色的两层建筑。

在警方设置警戒线的同时，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银行唯一的保安拿着枪缓步走出门外。

劫匪们把保安枪里的子弹倒空后放在他的口袋，才允许他离开。保安报告说，里面有人质，10分钟后，另一名紧张的年轻男子被释放。不久，一个蒙面贼出现在门口，抓着一个女人。当小偷瞥见聚集在一起的警察队伍时，他放了那个女人，跑回了银行里面。

银行里有五名小偷，和23名人质，外面，街上挤满了警察，他们很快与其中一名自称沃尔特的劫匪建立了无线电联系。窃贼们知道他们被包围了，但他们还不准备放弃。沃尔特警告说，在他们离开之前，警察最好不要硬闯。没有人想再见到一个拉马洛事件（Ramallo事件时阿根廷的另一个银行抢劫案，在警方与劫匪对峙中发生了枪击，支行经理和会计被杀，经理的妻子受伤。这是一桩全国性丑闻，但更糟糕的是，这场惨败在电视直播中上演。）。

现在，新闻摄像机再次抵达圣伊西德罗，将镜头对准了现场，100多名警察包围了银行，并封锁了附近的街道。每一个能看到河岸的位置都被摄影师和狙击手占据。在接下来的六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整个国家都惊呆了。

警察称沃尔特为“那个穿灰色西装的人”，他的名字在这一天为全国所知。沃尔特说，人质受到了良好的待遇。里面的气氛异常热烈：可以听到沃尔特和另一名劫匪对着一名银行员工唱着“生日快乐”，而这名员工的手机一直在嗡嗡响着来自朋友和家人的生日信息。下午3点半，沃尔特要了披萨；他说，人质很饿。然后，仅仅几分钟后，沃尔特再无回音。警方领导和市政官员都在为如何联系沃尔特而烦恼，他们的所有尝试都失败了。

最后，一支特种部队的军官在银行外站岗。晚上7点，他们冲了进去。没有发生枪战，没有骚动，也没有小偷的踪迹。人质被分散在三层楼——大堂层，一个夹层空间，以及楼下的地下室会议室，会议室是从里面锁起来的。人质们都安然无恙。

直到警官们到达地下室，他们才发现劫匪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在那里，在银行广阔的地下楼层，数百个钢筋加固的保管箱排列在墙壁上。在像圣伊西德罗这样的地方，在2006年这样的时候，这些盒子代表着名副其实的宝藏。

阿根廷人对本国银行的不信任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有充分的理由。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他们背叛了。最著名的是2001年，当时被称为国家银行体系崩溃，抹去了所有财富，影响了数百万人（在上世纪90年代末，阿根廷对美元的硬通货、顺周期的财政政策和大量外债使该国无法应对一系列经济冲击。这最终导致了一场严重的货币、主权债务和银行业危机的爆发）。由于对账户失去信心，银行客户开始将他们的存款——现金、珠宝和其他贵重物品——放入保险箱。这家特别的银行坐落在阿根廷最富有的飞地之一，它的存款箱里装满了这个城市最富有的人的财富。

不知怎么的，盗贼们砸开了银行400个箱子中的143个，并把它们洗劫一空。但他们到底抓了什么，去了哪里，还是个谜。警察搜查了银行三层的每一寸地方，但没能找到一个犯罪团伙成员。这家银行只有两条出口，而自从围城开始后，这两条出口都被警方保护着。大楼的所有窗户都完好无损。劫匪并没有藏在人质中间。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

小偷们留下了一些东西。侦探们发现了一个电池包，他们猜测是用来打开保险箱的工具，地板上整齐地放着一排玩具枪，还有一张纸条，贴在玩具上方的墙上。这封信是手写的，看上去肯定像是在嘲讽:“In a neighborhood of rich people, without weapons or grudges, it's just money, not love.”

那些坐在电视机前的阿根廷人，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会全神贯注地听里约热内卢银行的工作故事——而多年前，他们已经被一个接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迷住了。这一事件在今天仍然像14年前一样具有传奇色彩。在这个被称为“世纪劫案”的谜团被解开很久之后，它作为一个现代罗宾汉传奇流传了下来——一群色彩斑斓的小偷开始发家致富，最终成为了民间英雄。

这一切都是从费尔南多·阿劳霍开始的。

阿劳霍（Araujo）有一个疯狂的想法，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的朋友塞巴斯蒂安·加西亚·博尔斯特。阿劳霍构思这个事情是在拉马洛盗窃案发生的几年后。抢银行而不离开是疯狂的，他说，我们可以从洞里消失。

从高中起，博尔斯特就和阿劳霍就是朋友，但他当时认为这只是个玩笑——他的朋友阿劳霍抽了很多大麻。

两人一起在北郊的中上层家庭中长大，但他们非常不同。阿劳霍追求古怪的——偶尔是非法的——利益，而博尔斯特则是一个守法的居家男人。他的主要工作是修理小型发动机——摩托车和水上摩托车。但他也是个一根筋的修理工，是那种没事也会死磕技术的人。当阿劳霍想到抢劫银行时，他可能是因为想起了他朋友的机械才能。但是博尔斯特并没有当真。

另一方面，阿劳霍却无法将这种念头从他的脑海中抹去。他是一个自由的灵魂和艺术家。他经历了一次分手，现在正在种植各种品种的高级大麻。他把阁楼的窗户都涂黑了，为的是把世界抛诸脑后。他偶尔吃点东西，想睡觉就睡觉，还教武术来支付账单。他学习了东方哲学，对银行抢劫案着迷，看了他能找到的所有电影、电视节目和纪录片，寻找灵感——也寻找错误——在他着手设计完美的抢劫案时。他听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来激发创造力，也听《Bankrobber》的碰撞，来激发动力。

2004年，当阿劳霍回来找博尔斯特时，他提出了更具体的计划。我需要一些技术性的东西，他告诉他的朋友。你将成为我的卢修斯·福克斯，阿劳霍说，他指的是为蝙蝠侠提供神奇工具的漫画书出版商。

博尔斯特很谨慎，他对犯罪不感兴趣，他也知道银行不是一个容易的目标。他曾在一家公司做过兼职，甚至还获得了月度最佳员工称号。但他讨厌金融机构。他的父亲和祖父都在车祸中损失了钱。“我看着父亲工作了一辈子，也看到了银行是如何偷他的钱的，” “嗯，该由我去把它拿回来了。”如果阿劳若能向他保证抢劫不会涉及暴力——他们甚至不会携带武器——他就加入。

阿劳霍多年的沉思使他想到了一个大胆而复杂的计划。他想依靠隧道。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郊区布满了巨大的潮汐隧道，这些隧道在街道下面延伸，流入河流。阿劳霍觉得他所要做的就是找到一个能把他带到他想去的河岸附近，然后往上挖。这个想法开始成形了。

有一个障碍比其他障碍更让阿劳霍烦恼：当进入银行时，他将如何让不上班时，保护银行的报警系统失效？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增加了困难的程度（他们本想要穿上厚重的防护服，戴上钢圈，以避开测温报警器）。所以，在工作日，当警报未被开启时，他们必须进去。

博尔斯特想知道，他们该怎么做？

阿劳霍说，通过制造可以转移注意力的事情。他已经有了一个聪明的想法：他们可以策划一场伪造的银行抢劫——一场传统的砸抢。然后，整个国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他会悄悄地把地下室里的箱子洗劫一空。

阿劳霍有他的工程师——那个策划隧道工程的人——但是对于这样一份重要的工作，他需要一个梦之队。通过城市地下世界的朋友，他招募了一名银行劫匪，大家都叫他多克，还有多克的一个老伙伴，名叫鲁本·阿尔贝托·德·拉·托瑞。“贝托”和多克都是被称为“超级班达”(super banda) 的传奇武装盗贼团伙的成员。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超级班达曾恐吓阿根廷各地的银行，经常在白天与警方进行疯狂交火。

但他们过去的暴力经历还是让博尔斯特心有担忧。他认为他最主要的工作——从下水道排入银行的隧道——最好是独自完成。这种孤独使他更容易把行动划分为一个工程问题，而不是一个重大的犯罪计划。

几个月以来，博尔斯特每晚都会开着卡车去秘鲁海滩，停在该市巨大的排水沟隧道汇入拉普拉塔河的地方附近。他会在9点30分左右溜进去，在迷宫般的排水沟网络中蹒跚而行，徒步旅行大约半个小时，到达他将要开始工作的银行附近的一个地方——位于街道的一个人孔盖下。

博尔斯特用液压铲把整晚的时间都花在了街道下面坚硬的泥土上，慢慢地靠近河岸。他声称他的妻子从不质疑他夜间的缺席。他说，她只是以为他有了一个情妇。

对于博尔斯特这样的理工人，问题出现了就解决问题。举个例子：从地下通道到银行地基的隧道的合适角度是多少？哪怕是一点点误判，你也会被关进一个老太太的地下室。答案当然是通过数学计算。博尔斯特知道，如果他有三角形两边的长度，他就能计算出准确的角度——从街道到下面运河底部的垂直距离，以及隧道到达河岸外墙的水平距离。

第一次测量很容易得到。一天晚上，阿劳霍骑着自行车来到岸边，他发现了一个排水沟，他通过这个排水沟给一根绳子供水，绳子的一端系着一个重物。当它在运河的地板上叮当作响时，他就知道了他的三角形的高度。计算水平距离比较棘手。但博尔斯特有个主意。街道上有一个人孔盖，就在他的隧道将要开始的地方的正上方。他会从那里测量到里约热内卢银行的墙壁——但他知道他不可能在秘鲁大街上用卷尺测量银行的大小而不引起怀疑。于是他测量了自行车轮胎的周长，然后，在一天深夜，他尽可能不让人注意地将自行车从人孔盖走到河岸的墙壁上，通过观察轮胎滚动时的空气阀来计算每一次完整的旋转。它的旋转次数是37.5次，大约是185英尺。博尔斯特做了计算：隧道应该是69度。

这一切值得付出努力吗？他们不知道他们能抢到多少钱，但阿劳霍试了试。他说，他利用1997年发生的一起保险箱抢劫案中的赃款来估算。在那次抢劫案中，窃贼打开了167个箱子，总共拿走了2500万美元现金。根据这个公式——并考虑到一些通货膨胀——阿劳霍认为，里约热内卢银行的400个盒子可能会产生6000万美元的收益。

为了资助这个迅速变得昂贵的计划，阿劳霍卖掉了他的车，投入了大约5000美元，但是供应成本飙升，他们需要一个投资者。多克心中有一个完美的男人：一个著名的乌拉圭小偷，名叫路易斯·马里奥·维特·塞拉内斯。维特拥有金钱、风格和专业知识。他是一位外国作品的专家，曾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著名的“蜘蛛侠”。早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身材苗条的维克曾为了抢劫公寓而爬楼。当阿劳霍伸出手来的时候，维特已经半退休了。他有一个不错的家，过着舒适的生活，但“一旦成为小偷，就永远是小偷，”他说。犯罪太甜蜜了，不容错过。他投资了大约10万美元，很快就解决了成本问题。

现在，博尔斯特的清单上最后的任务，就是弄清楚如何打开保险箱。他想，如果他有一个练习机会的话，那就容易多了。于是，阿劳霍前往邻近的里约热内卢银行(banco rio)的一家分行，在那里他要求租一个箱子，记下牌子，然后从制造商那里买了一些箱子回来练习。

无论博尔斯特准备用何种方式盗窃，都必须快速、有力、安静，以免向银行里的任何人透露有人闯入了箱子。这就排除了爆炸物。切割也不会起作用；这样会产生烟雾，在地下室的密闭空间里可能会变得危险。

他的解决办法是用一个足够大的力钻开锁的手提钻。他在建造过程中确保了它能够在运输、在银行组装和快速拆解。他称其为“动力大炮”。这样就能把它们装进箱子里，但是怎样才能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呢?如果里面装的是阿劳约想象中的那种现金和贵重物品，就不可能用手把赃物搬出去。船是可行的。具体来说,充气橡皮艇。但是下水道的运河内水位很少足够深，一个载满人和钱的木筏会沉到河底。

这个对博尔斯特也不是问题。他要建一个大坝来提高水深。他用木头在他的店里设计了一个，然后把它拆开，几个晚上就可以在运河里安装好。

在案件进行的每一个可能的节点上，阿劳霍都在想象可能会出什么问题。他开始想，如果警察发现他们正从街道下面的隧道逃跑，将会发生什么。他很自然地想到，警察会认为劫匪会从运河的终点站——河那里出去。但他想要尽可能多的优势。一个更好的办法是逃离另一条路，深入黑暗恶臭的运河。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在城里的任何地方出现。当紧张的人质事件占据了不到一英里外的整个警察队伍时，他们只需把一辆货车停在一个沙井上，让司机耐心等待。

抢劫案发生的那天，这七个人继续着他们每天早上的例行公事，然后为他们在接下来的大戏中扮演的角色做准备。一些帮派成员在酒吧碰头喝咖啡。在那里，他们把胶水涂在自己的指尖上，希望它变硬后可以不留下指纹。然后，他们开着三辆车出发了——当天早上被盗的两辆车前往银行，而一辆由名叫朱利安·扎罗切维里亚(Julian Zalloecheverria)的男子驾驶的逃亡货车则缓缓驶往皮卡地点。像往常一样，博尔斯特独自工作。他单独开到秘鲁海滩，停好车，在早上7点左右进入隧道。

第一个进银行的是贝托，他穿着一件宽松的实验服，他今天的角色是医生，后面跟着戴着滑雪面罩的“博士”。贝托拿出那天早上从他九岁的儿子那里拿走的一把玩具枪，亮出它，让每个人趴在地上。抢劫开始了。

与此同时，维特和最后一分钟加入的新成员——第七名乌拉圭人路易斯，他的真实身份至今仍是个谜——将一辆被盗的汽车开进了银行地下的车库。维特和路易斯带着动力炮和其他一些工具进了银行，锁上车库的门，用汽车把它堵上。然后这两个人和他们的朋友一起上楼，假装是一场即将发生的疯狂抢劫的一部分。

阿劳霍将一辆偷来的车停在银行旁边，打开大车灯，让人觉得这就是那辆用来逃跑的车。他在车后座上放满了钉条和油罐，因为他知道警察会认出这些东西是抢劫后逃跑的团伙用来放慢追捕速度的东西。

现在每个人都有规定的任务。维特会对付警察的。路易斯和贝托会制服人质。医生会去清洁室通知最后一个人:博尔斯特。博尔斯特一直坐在黑暗中，耐心地等待在他挖的隧道的终点站，现在只有一堵薄薄的墙与地下室隔开。医生过去小心翼翼地从里面打破了墙壁，尽量不要留下碎片，然后跟博尔斯特打了招呼。接下来就是真正的抢钱比赛了。

在楼上，一群人清空了抽屉。维特坐在柜台上，扮演谈判专家沃尔特(Walter the negotiator)，维他戴着假胡子，穿着定制西装，戴着小圆帽。他的工作是为地下室的人争取足够的时间来清空箱子，诱使警察相信他们目前的僵持局面是一次拙劣的抢劫造成的。

按照计划，维特释放了银行的武装警卫，并告诉警方谈判代表，这“证明了我们是好人”。他说他在释放他最大的敌人。释放守卫的真正动机是阿劳霍不想银行里有一把真枪，这可能会增大使用它的机会，而他们的前提就是不要制造任何真正的威胁。

他们还释放了第二名和第三名人质，这是阿劳霍心理策略的一部分，目的是让警方相信他们正在取得进展，也为自己争取有利时间。阿劳霍想让警察以为他们已经包围了这伙惊慌失措的人；他想使警察感到他们掌握了权力。“我们一定显得紧张而愚蠢，好像失控了，”阿劳霍对他的队员说。而且，在家里看电视的人“必须同情我们”。“一些被释放的人质应该购买善意。

在与警方谈判代表的无线电中，维特强调说，劫匪是想避免拉马洛枪战再次发生。他警告说，该团伙的成员全副武装——这完全是谎言——并准备开枪打死他们。但他们真的不想这么做。维特说，和平解决方案符合每个人的利益。

在劫案发生后的几周里，这起劫案的细节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而维特这个被媒体描绘成那个穿灰色西装的人的角色尤其臭名昭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传说变得更加传奇，尤其是当维特开始与记者们交流时，经常加一些戏剧性的桥段。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上了表演课，还在嘴里放了硬币，这样就没人能听出他的声音或听出他的乌拉圭口音。

最后，当维特收到阿劳霍的信号时，他让警察谈判代表点六份披萨。然后他放下他的收音机，告诉人质团伙需要离开去开会。他对人质说，任何移动的人都会被杀死。

在地下室里，长枕起作用很快。阿劳约给了他们两个小时的时间，就在医生敲穿墙壁让枕具进来的那一刻，他开始用秒表计时。装配动力炮用了20分钟，但很快他就开始迅速打开保险箱，并在90分钟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保持这种速度。没过多久，他周围的战利品就堆积起来了。楼上的东西一摆好，阿劳霍和博士就来了，开始把他们的东西装进袋子里。

阿劳霍知道他们不能逗留。楼上的僵局不会持续一整天。到了该走的时候。他们打扫了房间，喷洒了漂白剂，希望能摧毁任何残留的DNA。他们从洞里爬了回去，并在洞口留下了一枚自制“炸弹”，当然这个炸弹也是假的，他们移动了一个沉重的柜子堵住了洞口，对任何进入的人来说，这个房间看起来都是一个空的、未被触动的存储空间。

等待这伙人的是两个皮筏艇，他们在后面的木筏上挂了一根绳子，木筏上放着堆积如山的装满赃物的袋子。阿劳霍，他像征服者一样站在木筏顶上。但不是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引擎发动不起来，发动机也被水淹了。

阿劳霍对此也有过计划。他开始分发桨。终于在手动滑行了一段时间后，发动机恢复了正常。这伙人成功到达了他们预定的下水井盖出口，那里已经提前布置好了一个长梯，长梯的出口上方是他们的团伙停着的车子。

当特种部队最终冲进银行时，七个强盗边看电视直播边数现金、吃披萨。或者至少他们认为它是活的。电视台对这次行动的报道推迟了30分钟，因为他们认为匪徒会在银行内部监视，不想向他们透露突然袭击的消息。他们认为他们能骗过小偷。

一天后，博尔斯特把他们在保险箱里找到的所有信用卡都收集起来，并把它们分散在该地区的各个排水沟周围，所有这些信用卡都远离黑帮使用的实际出口。这些“证据”迫使警察去调查错误的区块，还制造了几十个假线索，因为每次有人使用偷来的卡时，警察不得不派遣侦探展开调查。“他们的力量——和能量——都被稀释了，”博尔斯特自豪地回忆道。“我们的优势很大。”

据新闻报道，这群在国家电视台上令阿根廷警方难堪的神秘盗贼，带着近2000万美元的现金和贵重物品逃走了。警察丝毫没有线索。

案件的告破可以说是神迹。团伙中的一员贝托，他的妻子向警察报告了他在这起抢劫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提醒了他和女友逃跑的事实。(尽管贝托发誓说他没有。)

案发五周后，贝托和他的女朋友开车外出，警察把他停在路边。他知道，这就是结局。

不久之后，警察开始追查贝托和他的几个朋友——阿劳霍，博尔斯特和维特。显然，艾丽西亚能够辨认出大部分成员的身份，因为她在工作前几天曾见过他们在她的车库里和贝托一起准备逃跑货车(道格和路易斯从来没有来过这所房子，他们不在警方的监视范围内，也从未被控犯罪)。

“我从没想过她会这么做，”贝托告诉我。贝托已经习惯了坐牢；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狱中度过的。在那里，他成为第一个公开谈论自己在这起盗窃案中扮演的角色的人。为了帕拉西奥斯写的一本书，他接受了采访，这本书名叫《没有武器或怨恨》(Without Arms or Grudges)。

贝托说，那本书很好，但并不是百分百准确。他认为，它过于依赖阿劳霍的观点。他告诉我，更真实的故事可以在他帮助另一位记者写的一本书中找到。“这是我说的话，”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敲着一本《世纪劫案:秘史》，这本书是为了赶在阿劳霍的版本上市之前仓促出版的。还有另一名记者写的第三本书，就在今年，一部重要电影在阿根廷上映，这就更加提高了国家对这场闹剧的兴趣。

贝托现在66岁了，和这次盗窃案的其他主要参与者一样，他同意和我谈谈这个计划给他的生活投下的漫长而又奇怪的阴影。如你所料，他是在为自己对他们被捕负责的观点辩护。“在我的余生里，我将永远愤怒，”他在一个酒吧里对我说，这个酒吧离他以前经营手机拆车店的危险街区不远。

但还有一点:如果它们没有领子，就不会有书，也不会有电影。本世纪的抢劫事件仍然是一个谜。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完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抢劫案之一，带走了数百万美元。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天才计划所保证的信用和认可难道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贝托为这次抢劫感到骄傲。“在我做过的所有事情中——所有愚蠢的事情——这弥补了我的不足，”他说，然后寻找一种方法来描述它。“就像这个漂亮的胸针。”

当警察逮捕贝托，维特，博尔斯特和阿劳霍时，他们只找回了被盗物品的一小部分。

剩下的呢?

贝托揉了揉脑袋。“你知道，当他们逮捕我的时候，我的头被狠狠地敲了一下，”他说。“我不记得了。”

在身穿灰色西装的路易斯·维特(Luis Vitette)受审并被送进监狱后不久，他的律师利用了一个法律漏洞。他不是阿根廷国民，因此，只要他离开该国，再也不回来，他就有资格被减刑一半。因此，2013年，维特被驱逐到乌拉圭，他只在狱中服刑了4年。

他搬到了蒙得维的亚外的小镇圣何塞德梅奥(San Jose de Mayo)，在那里他长大。他娶了一个比他年轻得多的女人，生了一个儿子，开了一家名为绿宝石(Green Emerald)的珠宝店。

维特作为团伙种最活跃的成员已经出狱6年了，这是他从青少年时期以来享受的最长时间的自由。维特说，犯罪的生活把他吸了进去，他陷入了通过偷窃来维持奢侈习惯的怪圈，然后被关起来，然后又重新开始。在电脑出现之前，警察从来没有把他的罪行联系起来。监狱服刑时间很短。但当数码记录刑侦出现后，他从良了。“我曾经是蜘蛛侠。他拍着自己的肚子说。

在维特的这家珠宝店交谈的时候，四个不同的监控摄像头的实时视频在电脑屏幕上播放。“这里也有，”维特说着拿出了他的手机。“在我家里也有摄像机。记住，我是个小偷。”

对于被抓，维特有着复杂的情绪。很明显，抢劫的目的就是要逃脱惩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果是糟糕的。但是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现在阿根廷人到他的店里来拍照。有时他们买珠宝。就在今天下午，他被安排和将要出版他的书的编辑谈话。是的,另一本书。

每一本书都只是故事的一个“版本”，维特解释道。对他来说，到目前为止的每一个版本都是错误的。或至少装饰。他宣称只有维特的书才是真的:《我的真理！》

维特接受了许多采访，并自豪地传播了他的传奇。但事实是，他告诉我:那不是真的他。那个人——面试的那个家伙——就是那个穿灰色西装的人。他是为警察和媒体创造的。“但当你来到这里，来到商店，你会看到这个人。“

“工程师“博尔斯特的刑期最短，仅服刑25个月。博尔斯特在胁迫下承认了自己的参与，但只被判帮助修建隧道，而且直到去年，博尔斯特还从未公开承认自己参与了这起抢劫案。他对这件事总是忸怩作态。他会这样说:“法官说是我干的，法官总是对的，所以我想我是参与了这件事。”

但在2019年5月3日，博尔斯特终于在电视上告诉了阿根廷人民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他就是阿劳霍的著名工程师麦吉弗。当时剧组人员正在拍摄电影《世纪大劫案》(El Robo del Siglo)，这部电影改编了那场劫案。

诉讼时效已经过期是博尔斯特公开事实的原因之一。

博尔斯特原来是里约热内卢银行一家银行的客户，现在他被剔除出了名单。他说，这起抢劫案改变了阿根廷警方应对抢劫案的方式。现在，警察们开始质疑事情的真相是否真的如表面所见。他们称之为“穿灰色西装的人”，支撑说。他说，在开设里约热内卢银行之前，警方只考虑过窃贼可能会从显眼的地方逃跑——门、窗、屋顶，甚至是墙上与相邻建筑物相连的一个洞。他说，现在他们带着隧道地图，寻找每一个可能的通道，无论是地面上还是地下。

他仍然和他的老朋友阿劳霍保持联系，但他和其他人则没有。“我在这个小队里是个怪人，”他说，他是唯一一个从未被定罪的人。阿劳霍尊重支撑保持沉默的愿望。他从未公开使用过自己的名字;当他提到博尔斯特时，和抢劫案有关，他会说“工程师”，有时也会说“El Marciano”，意思是“火星人”，其他人都这么叫他，因为他和他们太不一样了。

他说，阿劳霍正在制作的电影比实际发生的事情更令人兴奋。它更具戏剧性，以惊险刺激的高潮为特色。“真相太无聊了，”他说，“因为我们没有犯错。”

此外，他的家人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报复:“偷窃是错误的，但我可以为它辩护。我无法辩解——也没有考虑过——这对我的家庭造成了什么影响。”他的家人被吓坏了，然后感到羞辱。“他们都是劳动人民，”他说。“我父亲是工程师;我的祖父也是一名工程师;我姐姐是个医生。一个正常的家庭。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他说，在入狱后的六个月里，他很沮丧。甚至连出门都很困难。“我是修理工塞巴斯蒂安，”他说。“然后我就变成了银行抢劫犯塞巴斯蒂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新身份并没有那么糟糕。博尔斯特说，他获得了某种赦免，他承认，这让他感到吃惊。“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坏话，”他说。相反，许多人祝贺我。这很让人困惑。我知道偷是不对的。但他们祝贺我。要理解这一点，你必须是阿根廷人。”

阿劳霍称他的计划为Donatello计划——不是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而是因为忍者神龟。他们练习武术，冒着巨大的风险，他们在城市地下隧道通行。现在，他在前臂上纹上了大大的Donatello字样。

阿劳霍承认，这部电影在戏剧化这些事件上做了一些改编：真实的故事并没有真正的高潮。这伙人逃脱了。警察甚至都没有跟在他们后面。“所以这些事情你必须改变;否则你就做一部纪录片，”他解释道。顺便说一下，他下一步打算这么做。哦,不是。拍完这部电影后，他希望制作一部关于这起抢劫案的九集西班牙语电视剧。然后他想拍一部纪录片。

团伙里其他人告诉我的，在主谋看来也是真的。抢劫的目的是为了偷钱，但同时也是为了创造艺术。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劳霍对这一点看得更加清楚了。“我不是一个银行抢劫犯，”他说，暗示他不仅仅是一个。也许被抓是不可避免的:毕竟，完美地执行了一项罪行，却没有机会获得荣誉，这有点像拥有一幅无法展示的毕加索。

作案草图

现在阿劳霍可以自由地吹嘘他自己的杰作并将其货币化。他可以骄傲，他的确是。“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两件事“超越生命”，他庄严地说：儿童和艺术。“我得出的结论是，我这样做是为了艺术部分。“不是为了让他们了解费尔南多·阿劳霍，”他说，“而是为了让艺术得以保存。”历史上伟大的作品，你确切地知道是谁创造了它们——不是通过旁边的名字，而是通过艺术品本身。“像金字塔一样!”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是凭视觉了解金字塔的。我们对它们的好奇从未消退。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建造它们的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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